《放逐的凝視》



★ 榮獲『2016年十大電影書』

談及電影，文海謙虛地說，他只是試圖展現出一些「公民」的形象。這令人肅然起敬的謙遜，為他片中的詩人英雄們表現出某種勇氣，而這種勇氣，也讓人們聽到和看到，在這個被霓虹燈、手機、摩天大樓和奧運會所粉飾的「當下」，中國歷史中一種沉甸甸的分量。這沉思的形式，是夜幕裡的詩句、冷靜下的決斷，它寂靜於文字間，這個形式即為電影。

--法國龐畢度中心真實電影節藝術主席 瑪麗?皮埃爾?杜阿梅（Marie-Pierre Duhamel- Muller）

鏡頭、思考，不倦地工作，文海用他的記憶之眼，為獨立紀錄片在中國的艱難進程充當見證。

--貝嶺

作為中國獨立紀錄片重要導演之一，文海的著述有豐滿的歷史現場感，也有大量翔實生動的資料和訪談。

這是一本不可或缺的中國獨立記錄片和民間影展歷史的備忘錄。

--美國紐約大學電影學系教授 張真

文海不單熱血記載中國獨立紀錄片者多方艱難的歷程，也不時對尊重少數民族、女性及人權等等議題發出震天之響。

--紀錄片導演 黄明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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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介紹

  
  
  
  
  
  
  文海
  
  祖籍湖南，獨立紀錄片導演、獨立中文筆會會員。
  
  從2000年開始獨立電影創作，紀錄片作品包括《軍訓營記事》、《喧嘩的塵土》、《夢遊》、《我們》、《殼》、《西方去此不遠》、《凶年之畔》等，多次獲國際電影節獎勵。
  
  2014年，作為創辦人之一在香港創辦「中國獨立紀錄片研究會」。
  
  2013至2014年間，受邀在香港大學新聞與傳媒研究中心撰寫《放逐的凝視：見證中國獨立記錄片》一書，以導演和親身經歷者角度，書寫1989年之後作為見證與抗爭的中國獨立紀錄片歷史。
  
  

放逐的凝視－目錄導覽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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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讀──當我們談論獨立電影時我們談論什麼 曾金燕
  
  第一章 決絕
  
  北京小西天的家庭放映
  
  胡杰的抉擇
  
  在體制內努力
  
  從體制出走
  
  持DV的人們
  
  王兵和紀錄片《鐵西區》
  
  記憶與見證──關於紀錄片《S-21──紅色高棉的殺人機器》
  
  「奧斯威辛之後」的紀錄片──胡杰訪談
  
  第二章 空間
  
  曹愷昆明偶遇
  
  北京「實踐社」和首屆「獨立映像展」
  
  北京、南京獨立影展的建立
  
  世紀壇風波
  
  阿姆斯特丹VS雲之南
  
  上海「高端」VS合肥「草根」
  
  北京宋莊
  
  從懷斯曼出發
  
  解救自己方能解救藝術──朱日坤訪談
  
  第三章 邊界
  
  直面「鐵屋子」的影像
  
  被放逐的獨立紀錄片
  
  劉曉波與紀錄片《我們》
  
  趙亮的紀錄片《上訪》
  
  墨爾本事件
  
  生活的堅硬閹割了所有的抒情──林鑫訪談
  
  接受時代對我們的加冕──崔衛平專訪文海
  
  第四章 突破3C市集折價券
  
  讓我們彼此看見
  
  不記錄不存在
  
  紀錄片《老媽蹄花》
  
  艾未未與紀錄片《童話》
  
  未來自由中國在民間
  
  抵達現場最重要──艾曉明訪談
  
  第五章 抗爭者
  
  紀錄片《喉舌》及其反叛
  
  紀錄片《赫索格的日子》
  
  紀錄片《國家的敵人》
  
  本土電影節的分化
  
  從太石村到烏坎
  
  被強拆的影像
  
  強有力的反抗需要肉身參與──滕彪訪談
  
  第六章 結束即是開始
  
  在藝術的廢墟上
  
  紀錄片《平安樂清》的啟示
  
  紀錄片《星火》
  
  飛躍瘋人院
  
  流亡帶給我們什麼--翰光訪談
  
  【附錄1】扎根--一個中國獨立紀錄片人的自白
  
  【附錄2】獨立紀錄片思考筆記
  
  跋：自由的意志
  
  

導讀

當我們談論獨立電影時我們談論什麼曾金燕

獨立就是不接受審查，也不接受具有官方性質的資金援助。總而言之，就是對官方採取一種強硬的決絕態度。──張獻民教授（北京電影學院）

拒絕來自任何方面的電影審查......拒絕因為發行或其他商業目的而對影片進行刪改。──黃牛田電影宣言（2007年）

我可能會死吧。以前是被錢困擾，現在為身體所累。無論如何，我絕對不會去做那些低俗下作的東西。我們就是為了反對那些東西才成為獨立導演，如今卻要加入那個行列，我辦不到。──王兵（獨立導演）

緣起

2010年9月16日，導演文海從威尼斯影展一回中國就被國保帶走，四個硬碟被查扣至今。事件導火線是兩年前文海製作的《我們》這部刻畫當代老、中、青三代獨立知識分子精神面貌的作品，和他匿名拍攝的《劉曉波被捕前的最後訪談》。釋放後，他搬離北京，一度隱遁於寺廟，最後移居香港。2013年，在香港大學中國傳媒研究計劃為期一年的資助下，他採訪了中國當代幾位重要的獨立紀錄片導演，並完成《放逐的凝視》一書。此書刻畫了一群遊離於政治體制和資本市場之外的中國獨立紀錄片電影人。文海一方面試圖通過對受訪者的呈現，確立一套新的價值體系來評價當代中國獨立電影創作，另一方面也試圖尋找精神資源解答他內心的困惑：為何我們這些不過是用不成熟的電影藝術表達想法的人，最後卻都成了國家的敵人？

2010年前後，以地下狀態發展十餘年的獨立電影節，已經在北京、南京、雲南等地連接起一個鬆散的網絡。新、老、本土及海外獨立電影創作者、研究者和觀眾，不定期聚在一起觀看年度新作，討論中不乏爭吵、分歧。作品通過中國廣電總局審查的導演們，自然是正統體制的寵兒，獲得官方認可以及市場空間。而地下創作者和評論者，也在體制外逐漸形成了一個自如的「亞體制」，規模雖遠不能與官方體制相比，但自有它的製片、導演、評論和觀眾體系。然而，為了確保電影節得以開幕，獨立電影節的籌辦者們，陸陸續續接受了當局對播放片單不同程度的干預、審查和限制。它們的生存空間近年突然急劇萎縮，政治打壓由針對單個具體片目，擴展到不加區分、對獨立電影節的群體打壓，使得獨立電影創作、討論和播放處境，甚至不如2000年以前。2011年以後，多個核心獨立電影網站一度被關閉，執行任務的警察對獨立電影節採取更強硬並直接終止的行動，包含斷電、衝入現場檢查觀眾身分證、驅散人群、毆打、限制人身自由等。2014年，警方甚至將栗憲庭電影基金資料庫裡的一千五百五十二部館藏影片直接拉走，至今未歸還。

幾乎與此同時，「獨立電影」在中國、香港、臺灣，瞬間變成一個流行名詞，它似乎意味著：道德上的優越──大量呈現底層和邊緣人的生活；藝術上的超越──不進入廣電總局審查系統的創作；政治正確上的飛躍──對抗商業和政治強權。於是，國家資金開始大量挹注中央電視臺紀錄片頻道，專門拍攝、剪輯紀錄片的商業公司也隨之興起。臺灣CNEX則以強勁之勢，在兩岸三地吸收資金、整合文化、投資紀錄片創作、組織放映、討論和發行，在主流化「獨立」紀錄片之時，很難說沒有致使具強烈社會批判性的獨立紀錄片製作更加邊緣化。不少中國導演以通過獨立電影創作獲得專業認可，然後進入體制或亞體制籌資創作，選題上，他們迴避政治敏感可能遭致嚴重懲罰的議題──輕微懲罰是一種可承受後果並可帶來榮耀的象徵資本；作品處理上，先行自我過濾政治敏感點，以力求發行時能「抵達」最廣泛的觀眾，以及為燒錢的下一部創作尋找資金、資源。

徹底不和審查系統玩的導演，則免除了等待審查機構隨意決定作品命運時的提心吊膽，他們一般有兩種選擇方向──要麼在資金、放映和發行上放棄中國乃至大中華地區；要麼將影片完全開放到網路上。表面上，導演們在中國各取所需，各有活法，相互串演角色，倒也能相安無事。自我審查也可以被視作是一種對抗壓制言論自由的積極策略，使完全不可能流通的作品，獲得一定程度的能見度。但自我審查對創作力的扼殺，並不那麼容易被創作者察覺。遊走於各種體制、亞體制和各種圈子者，不乏自認為玩弄審查，最後卻被審查玩弄，進入自我過濾模式創作，將思想和藝術表現局限於隱形的禁錮圈中而不自知。例如，把張藝謀近年的影片《歸來》，和他早期的《活著》加以比照，失色又失魂。賈樟柯試圖衝撞審查機制的劇情片《天注定》，取材於當代中國的社會事件，技術和內容深度上，足以冷眼傲視電影院裡所播放的中國當代各色作品。不過，即使是出色的劇情片，一旦放在覆蓋著饑荒、上訪、文革等題材的獨立紀錄片語境中加以對照，問題便直接指向：這些具有能見度的創作者群體，他們的作品迴避了當下中國哪些關鍵議題，他們的作品，又是如何依舊單薄，難以接近那咫尺天涯的社會真實。

以知識階層之名

英國哲學家以賽亞?伯林（Isaiah Berlin），曾經對十九世紀在沙皇暗黑統治下的俄國如此評價：它對於世界的重大貢獻，是使知識階層（Intelligentsia）誕生。知識階層與知識分子（intellectual）不同，受過高等教育並參與社會公共事務者，並非就是知識階層。知識分子掌握信息並且對社會現實有較好的理解，但未必願意身體力行。而哪怕只是識得一文半字，卻深刻理解社會運作的底層人士，採取推動社會福祉並形成公共影響的行動者，就算是知識階層的一分子，因為他們堅決反對舊體制的政治與經濟制度。為躲避審查和避免直言帶來的殘酷後果，如流放、死刑，知識階層將社會政治批評轉向文學形式，而催生了十九世紀輝煌的俄羅斯文學，以及獨具特色的「別林斯基」式的文學批評──模糊小說人物與現實的區別，批評小說中的人與事，如同批評現實一般。

在學術知識分子、有機知識分子、公共知識分子、職業知識分子、技術知識分子、世界公民層面的知識分子、從政的知識分子等範疇裡，已經有不少厚學之士，探討過當代知識分子的職責、現狀和局限。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中國政府將子彈射向學生與平民，使得知識分子與公眾從改革開放的寬鬆氣氛裡，突然回到專制統治的強烈恐懼中，這種無處不在的恐懼，成為思維工作者求真的首要障礙。六四鎮壓留給知識分子的「遺產」，是結束學院知識分子西化的、激進的社會啟蒙進程。在這裡，激進是一個相對意義上的名詞。在日常實踐中，它暗含著在無處不在的審查高壓下為了存活的算計。在高等教育和高科技運用普及的今天，知識分子一詞在中國產生歧義的關鍵在於，現代西方意義上的知識分子，具有通過公開批評進行公共參與的含義，而中國的知識分子，普遍只能在成文或不成文的政治範圍內說話，批判空間受到限制，政府與知識分子處於相互疑忌的狀態。

1990年代，本土體制內相當一大群知識分子從相信民主、西化和先進思想可以帶來社會變革與進步，轉向政治冷感、文化和思想相對保守，言論及行動都退回相對安全的官方意識形態許可範圍內。對此現象，各方的解釋路徑不大相同，美國加州聖瑪利學院（Saint Mary's College of California）英文系教授徐賁提出三條主要脈絡：他認為一部分知識分子進入推崇、復興傳統文化的新國學研究，難以避免與國家意識形態結合；另一群知識分子進入轉型研究，強調經濟發展是社會民主化的基礎，默認或支持威權和強權統治帶來的社會秩序和穩定；第三類知識分子進入後殖民、後現代研究的話語體系。缺乏言論和學術自由的中國知識分子，將西方國家言論自由空間裡知識分子對現代性和母國的批判直接挪用，用以批判西方強權對中國和發展中國家的壓迫。至於中國自身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結構中的壓迫性，中國的前現代、現代和後現代混雜的狀況，在公共辯論中反而退其次或被擠壓、消解，和1980年代的知識分子運動相比較，他們進行了反向運動，消解了啟蒙和民主價值，認為這些理論和實踐不符合當下中國的需要，這亦是中國目前盛行的趨勢。獨立紀錄片導演胡杰曾批判這種後現代潮流現象：

我們生長在這片土地上，都是中世紀留下來的東西。你怎麼就能通過出國一次、兩次，或翻一翻國外的藝術雜誌就「後現代」了？我的生活沒有這樣的可能性，我就不能故意做成「後現代」。尤其是紀錄片，我們就老老實實去做。（見本書第一章「胡杰訪談」）

然而，隨著網路傳媒機構與社群的出現，對知識分子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如博客、微博、微信等平臺的先後興起與衰落；個人電臺（如高明電臺）、個人報紙（如翟明磊在博客平臺上建立的《壹報》）、個人電視臺（如老虎廟的視頻報導）、以及個人平臺的聚集社群（如牛博網），底層維權運動的發展，以及小額眾籌文化活動的興起，雖然影響有限，仍衝擊、削減了體制內知識分子在「信息」話語權和「高等教育」賦予的合法性，降低了公共知識分子對於受國家控制的出版社及傳媒機構的依賴。學院派的知識分子不再是令人尊敬的啟蒙者，而是將文化資本轉化為政治本錢或現金的令人羨慕的高等教育獲益者。至於對社會有真知灼見，並勇於窮盡各種傳播途徑表達意見者，反而更容易成為被公眾認可的知識分子。

回到與十九世紀俄國相對照的話題，知識分子是否成為知識階層的一分子，取決於他們的勇氣和擔當，而不僅是甚至不是取決於他們的專業知識，而在於不考慮利益

語言：中文繁體
規格：平裝
分級：普級
開數：25開15*21cm
頁數：369

出版地：台灣